大一921、大四SARS,沒有開學也沒有畢業典禮的40歲這一代

「生於SARS,畢業於COVID-19,我們是最慘的一屆」這段時間總是有意無意讀到這個標題,台灣今年高中應屆畢業生的相關報導,說是出生時遇到SARS,終於熬到了高中畢業的新里程碑時,又因為新冠肺炎取消了畢業典禮和旅行。第一次看到時,嘴角牽動了一下,但心裡卻像被重噸郵輪直直撞上。

大一921、大四SARS,沒有開學也沒有畢業典禮的40歲這一代

孩子,你們注定不平凡。要這樣和自己說,等到人生拉長來看,這件事都會變成將來同儕間的玩笑話,更多的是共同的默契和回憶。

大學四年的第一個震撼教育,921大地震

有另外一屆的學長姊,在蔡依林發行第一張專輯時,上了大學;那一年是1999年,清楚記得9月21日凌晨1:47分,一場天搖地動,我們歷經了台灣近代史上死傷最嚴重的天然災害–921大地震,而我便是那其中之一。大一開學典禮前一晚,也是北漂新生在台北的第一晚,初來乍到、五光十射的大台北,我興奮地和朋友抱著電話東聊西扯,不外乎就是對新生活的期待,以及這個即將陪伴我未來至少四年的新城市,有多少不勝枚舉的幻想和患得患失。

突然電話嘎然而止,緊接著就是停電,一片漆黑的頂樓加蓋小套房裡,只有我一個人,沒多久便聽到有東西陸續掉落的聲音,從遠到近,這個時候還不知道事態嚴重,我拿起小海豚手機,試圖用微弱的螢幕亮光,找到可以使用的光線來源,但是第一次在外租屋的大學女生,永遠只記得帶了化妝品,卻永遠忘記父母交代的手電筒,於是只能摸黑躺在床上試圖入睡,同時靜待電源或是太陽來臨。9月份的加蓋鐵皮屋非常悶熱,隱約好像都能踢到地上的掉落物,我又不敢起身打開陽台門通風,漸漸的聽到遠處傳來的救護車警笛聲,我也迷迷糊糊睡著了。

逃離台北大遷徙,人潮塞爆承德路客運一條街

隔天一早接到消息,學校全面停課一周,開學典禮當然因勢取消,也因為租屋處沒有電視,我打開廣播、也透過家人告知,才知道茲事體大,台灣多處樓房坍塌不說,死傷人數也不斷增加。本來前天才風塵僕僕,從南台灣像小老鼠進城的我,對同學也都還不熟,只好又帶著行李跑去承德路搭車,結果什麼車都客滿,那時整條路上各家客運矗立、百家爭鳴,滿滿攜家帶眷的人山人海,帶著行李都是要搭上離開台北的車次,那畫面我至今印象深刻,雖然來不及參與上一代的1949年「逃難」潮,但這滿滿的惶惶不安和脫序演出,也足以讓一個當時才18歲的女孩,差點以為「家」只剩追憶。最後,只能選擇站站都停的野雞車,我記得傍晚時上車,等抵達高雄火車站時是又一天的清晨。

Photo by Dave Goudreau / Unsplash

美國911恐怖攻擊,國際新聞種籽在心中發芽

大二開學前夕,趁著帶康輔營隊的空檔,又回到娘家度暑假,記得當時我在家看電視吃水果,吃著吃著看到新聞畫面還以為是HBO電影台的災難片,拍了拍遙控器背面、又按了按鍵,才發現還是新聞台沒錯;兩架飛機被恐怖組織挾持,分別衝撞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塔,兩座建築倒塌,驚動世界,這是美國911事件,那時我才知道電影和現實,不過就是有如按鈕的一個切換而已。也是從這個事件之後,我才開始真正意識到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看似地理位置遙遙不及,卻在某個層面上又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那是我開始關心國際新聞的起點。

台北331大地震,用實例教會公關人「危機處理」

熬到了大三,命運卻用一種很戲劇化的方式,將台北331大地震介紹在我生命中,當時正在興建中的台北101大樓工地,頂樓的大型起重機吊臂斷裂震落,自56樓掉落地面造成死傷,同時台北市各地也都傳出災情。

本來這一天我和同學還有業主,興高采烈地在台北市景美公園舉辦「童玩嘉年華」活動,那是公廣系畢業前的大製作–就是把我們推出去找企業、找資金,然後寫企劃書,從無到有把實體活動辦出來,當然還得有媒體露出,畢竟這是我們公關人吃飯的本事;大三這一年的重心和學分都在這場活動了,組員們從前置到活動當天,無不卯足全勁,就怕影響畢業表現。回想那天一切都很完美,完美到我們都天真的以為天生就是吃這行飯的料啊!怎知人算不如天算,剛剛送走媒體,心中正竊喜,下午一個地牛翻身,人潮跑光了、大樓塌了,新聞全被蓋過去了。後來才知道,那天要上的課才是這行的硬道理「危機處理」。

On going Protest in Nigeria 🇳🇬 to End SARS killing,
Photo by Tobi Oshinnaike / Unsplash

搭捷運也要N95,SARS是打擊無形敵人的起手式

總該否極泰來了吧?沒有!

大四終於要畢業了,3人一組七拼八湊寫完論文,終於交出去後,大家開始計畫畢業後要先找工作還是繼續升學?要回家鄉還是留在台北?但總有些意外不按牌理出牌,2003年夏天一場SARS來勢洶洶、無情肆虐,和平醫院頓時成為主戰場,搭捷運都要戴上N95口罩之外,民眾瘋搶物資和特定型號口罩的「盛況」也不亞於這波新冠疫情,那時候還因為台北市情勢較嚴重,許多人都請中南部的親朋好友,寄來防病毒物資和生活用品,就連在巷口倒垃圾都得戴著口罩不說,只要見到有人多咳了幾聲,就會下意識馬上彈開、提高警覺,但好像不如現在還有「社交距離」的概念。然而,說好的畢業典禮當然也就無疾而終,更別說有像現代的「線上視訊典禮」或「直播串聯互動」了,在那個沒有Facebook和Instagram的年代,同學間不論是交好的或交惡的,也就走散了。

畢業那麼多年後,我總是忍不住一直反覆畫圓圈地想起這件事,到底有多少人和我一樣,還能鉅細靡遺地記著這許多細節?大學這四年有時回想起,像白駒過隙,有時卻刻骨銘心;更像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認識本文作者媽桑的觀賤時刻

無酒不歡的過氣傳播妹,所以自稱媽桑。公關與媒體圈養大我,可以說話、可以寫字,可以有口飯吃。標準外向型內向人,享受自虐又矛盾的和自己和解和世界對話對話之餘,和不講武德的生子鬥智是生活日常。現居美國。

執行編輯:I Cheng Huang
核稿編輯:Sophia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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