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奪目的台灣價值 楊鈞傑在同婚雙周年於紐約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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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世界因疫而戰，最動盪不安的時候J.J找到了我們。J.J是我自作主張給起的小名，用的是鈞傑英文名字的縮寫，初期他可能也不好意思拒絕，便由著夥伴們這麼喊著，相處之後我更願意相信J.J有著很好的教養和對人的包容。他待人的客氣和溫暖和他的作品有截然不同的調性，後者常常能嗅到他內心的張力和急於做點什麼的批判，他想改變。

歷經紐約lockdown留學生活最孤單的時候以及英文使用吃癟的片刻，J.J低調但華麗的在私人Facebook上告訴朋友們，他的研究所論文終於完成了。他把光榮給了很多人，我想分一點光芒聚焦在他自己身上，「行走的性別作家」好樣的！

NEX 媒體實驗室 Sophia Cheng                                                                            

經過了兩年的苦熬，我終於要完成我的碩士學位了！首先，我真的很謝謝我的父母供給我在國外留學無虞的金援，並得知我讀「性別」可能出來會面臨職場困境還依舊支持我完成我的學業。也謝謝我哥還有我妹，我的朋友們，都在我最低潮的時候給我加油打氣，特別是在全球lockdown的同時，成為我心理上的支持，十分感謝。我也很謝謝我的指導教授Matt Brim給我在論文上的建議與編修，以及高穎超、劉文等學長姐們給我許多論文上的靈感，更不用說開了那場酷兒理論大腸花，更加深了我論文結論的延伸探討，打破西方酷兒理論的侷限，更駁斥「酷兒自由主義」（queer liberalism）在台灣的誤用，以及「同志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的理論水土不服，把台灣的同志運動帶回「台灣」而非以一種東方主義的視角或者中國歷史的角度觀看。這些討論通通都在我的論文裡一一呈現。

為什麼是台灣？三大主因解釋「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

因此，我的論文是：台灣同婚合法化的壓縮現代性──數位行動、人權論述、與交纏的性、政治與國族認同（The Compressed Modernity of Legalizing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Digital Activism, Human Rights Discourse, and Intertwined Sexual, Politic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我的問題意識是：為何台灣可以自解嚴後的1990年，從第一個同志團體成立時，只需30年就可以達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目標；因為同樣地，相對於西方社會而言，又如美國來講，石牆暴動（Stonewall riots）從1969到同婚合法化的2015年也歷經了50年，更不用說石牆運動不是美國社會的第一個同志運動生成，甚至早在更久以前就已成立。由此可知，台灣相對於美國與其他西方社會，同志運動呈現了時空壓縮的現象。而我的問題是：為什麼台灣可以歷經那麼快速的同運過程？如果西方做為一個「進步」的國度，那為什麼台灣在同婚的路途上卻表現得比西方社會更迅速？相反地，若台灣與其他東方共享著「亞洲價值」，那為什麼目前只有台灣通過同婚？最根本的問題：為什麼台灣？什麼是台灣？

我從南韓社會學者Chang Kyung-Sup所提出的「壓縮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進行分析，探討為什麼台灣同婚運動，尤其是在2016年以來，那麼快速的經歷公聽會、一二讀審查、公投等等，短短四年通過同志婚姻。我指出了三個因素：數位行動（digital activism）、人權論述（human rights discourse）和交纏的性、政治與國族認同。我最重要的分析觀點，同婚是「由下而上」的運動（the force “from below”），並非一開始鑲嵌在國家政策裡。

跨時空的數位行動：揮灑屬於東亞社會的同志「人權」光輝

數位行動在近代台灣的社運尤其佔了很大因素，其一是自太陽花的崛起，導致年輕人積極參政，而間接導致了同婚運動有多數年輕世代的支持，而年輕世代最常用的，就是網路與社群媒體，特別在同婚運動過程中，同志團體以Facebook進行線上與線下動員，都達成了可觀的聲量與支持度，特別是在2016年的三場戰役：第二場公聽會（11/28）、婚姻平權音樂會（12/10）、同婚入民法的審查（12/26），皆在短時間內透過網路媒體的聲量動員數萬甚至數十萬的人到場聲援。網路社群不但透過hashtag、分享、追蹤等功能擴大受眾群，在時間上快速號召外，也在空間上串連北中南東的同志，甚至海外的聲音，一同支持婚姻平權的合法化。我當然不否認民進黨相對於國民黨較支持同志這個因素，幫助了法案的通過，但是我在這裡強調的是，沒有這些草根的同志團體與聲援者，同婚法案不會那麼快速地被審查與通過，這是台灣同志壓縮現代性的關鍵之一。

再者，人權論述的使用也十分常見在同婚運動的場合，尤其是12/10的婚姻平權音樂會，讓生命不再逝去。我當然否認使用「人權」作為運動的萬靈丹，但是他在同婚運動場合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在台灣社會裡，「人」是鑲嵌在家族、朋友的相互連帶關係，他並非像西方社會一樣可以直接出櫃「做自己」，「人權」的論述引導的是台灣對「平等」的想像。而我特別使用「人權論述」來反駁學者對台灣的「同志國族主義」的批判。「同志國族主義」特別建立在美國的時事空脈絡下，對於巴勒斯坦的酷兒擁有排外主義、種族歧視、落後的想像，特別是在9/11之後，恐怖主義更是與穆斯林連結在一起，使美國同志以「進步、自由、人權」為傲，而對外階層化了阿拉伯世界的想像，認為巴勒斯坦的酷兒永遠是不夠進步的、需要被拯救的。同志「人權」在此鑲嵌的是美國的國家主義，用來排擠有色人種（特別是穆斯林）酷兒，以建立自我的正典性，特別樹立了白人、中產階級的同志家庭為美好的想像。

政治威權VS草根團體，酷兒在台灣的黎明乍現？

但這樣的論述在台灣卻是有問題的。我點出最根本的問題是，「人權」論述並非一開始就鑲嵌在國家計畫內，它是生長於草根與反抗威權的土壤，最明顯的例子就屬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事件帶來的是民主化運動的衝擊與轉型，人民以組織「叛亂」的方式，來對抗國民威權政府，以「人權」為名，爭取國際聲援，來斥責戒嚴期間國民黨對於台灣人民的暴力與血腥鎮壓。「人權」論述也在解嚴後，當社會運動百花齊放的同時，鑲嵌在台灣酷兒理論與運動的核心，作為反抗國民政府以單一異性戀家庭價值為由來壓迫同性戀者。人權在台灣是播種在草根的，並非起於國家政策的，這是我拆解同志國族主義在台灣的想像，也是喚醒人民對於「人權」在威權時期的共感，吸納更多民眾的支持，加速同婚合法化的途徑。

然而，在被號召的同志群體裡，不一定都是擁有同等性、政治、與國族認同的立場，同婚運動的特別性在於，它吸納的是最大化的社會支持者，有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等，也有國民黨、民進黨、時代力量支持者，更有支持台獨與維持現狀者，只要大家肯認「人權」與「平等」價值的存在，就有可能進入這個偌大的同志群體，對抗反同團體，並壯大自我的力量。我這裡更批評了Petrus Liu（2015）在 ”Queer Marxism in two Chinas” 的論述，將同婚成果扁平化成了民進黨的政治利益，為了分割中國政府的「落後」。當然，同婚運動一定和政治脫不了關係，就如運動場域的標語：「婚姻不要一國兩制」一樣，它號召的是台灣人對土地的認同，以及同婚運動帶給台灣更高的能見度，但這並不是建立在民進黨的利益上。事實上，民進黨也認同中華民國的存在，也不盡然是台獨，然而，這個論述是起於同志草根團體的倡議，它激發的是台灣人對於台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混亂認同，以及長期在國際社會被中國打壓的不滿，但這並不代表同志團體就是「台獨」的代表，但「台灣人」、「同志」的身分政治卻在同婚運動上起來很大的效果。

再加上，同志團體以一個非政府組織、非典型的身分，帶領台灣走向「第三條」的逃逸策略，他跳脫了中國、台灣的二元侷限，就如Muñoz的抵認同（disidentification）一般：同婚運動雖在中華民國體制內完成，卻又在體制外挑戰後殖民政府的遺緒（如酷兒理論在解嚴後與許多後殖民理論綁再一起）；它更在國際社會被認可同婚合法化的同時，卻在國際社會外挑戰了對nation-state的想像 ——台灣就如同志一般，是游離的、浮動的、搖擺在體制內外的，不斷鬆動「中華民國」的霸權，也挑戰了美帝、中帝對於「國家」的控制與想像，逐步瓦解僵化的疆域，企圖逃逸與生存於國際社會之間，這就是同志，也就是台灣。”In this sense, tongzhi is Taiwan, and Taiwan is tongzhi” (p.87) （在這個意義上，同志就是台灣，台灣就是同志。）

駁斥「破國家」理論，盼台灣串聯邊緣國成亞洲同婚燈塔

最後，我想提到在方法論上，雖然我認同陳光興在「亞洲做為方法」（Asia as method）上提議將台灣「脫歐入亞」，但我反對他以「破國家」的立場來分析我這次的論文。他的目標是以基體（base-entities）來連結在地，連結中國知識生產來達成典範的轉移，以破國家為首來連結在地，達到國際在地主義（international localism），完成去殖民、去冷戰、去帝國三位一體的想像。然而，該方法論的指向性（破國家→在地→國際）卻有危險，就是扁平化了亞際區域政治的權力關係，想像各國都是均等的同時，卻產生中國強權以知識、軍事等武器入侵其他邊緣國家的空隙。而且我這篇論文不用來比較與他國的經驗，我的方法論的指向性是以在地出發，建立國家，再連結其他邊緣國家，如香港、菲律賓、越南、緬甸、泰國等形成連帶，來抵抗中國新帝國主義觸角的延伸。

我更在最後討論延續了酷兒理論大腸花的討論，反對酷兒左翼去主體、去客體、去國家的批判，除了最根本的問題，如劉文所說，當酷兒左翼以最基進的角度批判的同時，「酷兒」還剩下什麼？酷兒還有所謂的「主體性」嗎？而以一個去國家的角度來套用到台灣更是荒謬，如同要求一個尚未有主體的人去主體，可謂不知所云。反過來說，「同志」的概念反而賦予了Queer一個未來主義的想像，透過邊緣國家的連帶，來圍堵、抵抗、瓦解帝國主義的魔爪；台灣於此做為「同志」的亞洲燈塔，以同婚運動為開始，亞際城市作為節點，串聯邊緣身分以達成生存逃逸與團結政治。

※本文不使用正式的學術引用。

認識本文作者：J. J. Yang

從小在農村長大，幸運的在成長階梯上接觸了社會學與心理學，時而對現狀充滿熱忱卻又陷於無助。不愛正向思考，喜歡在痛楚中滋養自己的一片天地。喜愛旅遊、文學、電影、看狼人殺與無止盡的喝酒。目前是紐約市立大學(CUNY)婦女與性別研究所碩二生，關注女性主義、酷兒運動、與台灣研究。

執行編輯：I-Cheng Huang
核稿編輯：Sophia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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